【边疆时空】魏超 | 越南阮廌《舆地志》政治地理思想释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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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超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边疆学、域外历史地理、越南史研究。发表论文《域外汉籍数字化探析——以越南汉喃文献为中心》。

摘要：越南后黎朝阮廌所著《舆地志》一书，是越南历史地理典籍的开篇之作。本文在梳理《舆地志》成书背景基础上，系统分析《舆地志》所记载的后黎朝初期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以及相关政治地理思想，指出《舆地志》中区别对待京师周边地区和外围区域的地域政策，实则源自中国上古儒家经典《禹贡》所体现的政治地理思想。后黎朝初期的政治地理空间架构，既符合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疆域观和天下观，亦符合了当时地缘结构和防御需求，是一种理想和现实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效契合。

关键词：阮廌 舆地志 政治地理 思想

阮廌（1380－1442）是越南后黎朝开国功臣之一，历来被学者所关注。《舆地志》作为阮廌唯一篇地理著作，被越南史学界视为历史地理的开山之作，又因《舆地志》仿中国儒家经典《禹贡》写作体例，故又被称作“安南禹贡”。阮廌在《舆地志》中将后黎朝初期疆域划分为十五个部分，以“十五道”称之，并分道略陈各地山川风物。是书完成之后，又经黎太宗御览，分别命人做注和案语，将各道辖属府、州、县等详细记述，因此可以推断，《舆地志》的地理区域划分理应是当时政治地理空间结构的切实反映。本文在阐述阮廌《舆地志》成书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揭橥其所表现的政治地理思想，一窥后黎朝初期的内部地缘结构和政治地理格局。

一、《舆地志》成书背景

检阅《大越史记全书》（以下简称《全书》）未有后黎朝初期“十五道”区域划分的相关记载，甚至连阮廌上书《舆地志》的相关史实也付之阙如。而由后学杨伯恭（1794-1868）编辑的陈述阮廌生平的《先生事状考》一文也未提及绍平二年（1435）其上书《舆地志》一事。因此，有关《舆地志》成书背景等情况，只能从其本身记述内容略窥一二，是文开宗明义，即阐述道： 

绍平二年，上德教远加四邻，有邦咸来朝贡，行遣黎廌乃作书达于王。

此时黎太宗刚以幼冲之年即位，作为辅政大臣的阮廌上书，言称当朝盛世，政治稳定，国力强盛，四邻周邦，皆归附诚服。而这种稳定繁荣，一统局面的出现，源自于太祖黎利的创建和积累，《全书》所载一段史家评论，颇能概括其肇始社稷之功绩：

及戊戌年，起集义兵，经营天下，前后凡数十战，皆设伏出奇，避实击虚，以寡敌众，以弱敌强。及明人出降，戒戢军士，秋毫无犯。两国自是通好，南北无事，忙礼、哀牢，俱入版图，占城闍槃，航海修贡。帝宵衣旰食，凡十年而天下大治。

黎利于永乐十六年（1418）在蓝山起兵反抗明朝，前后十年而“定天下”，明朝在统治了越南二十年后，最终撤兵北还。在黎利还未取得政权之际，为围攻政治中心东关城（今河内），曾分兵四路，设置四个区域，称之为“四道”。四道区域，以东关城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方各设一道，以方位称之，并以四道为统辖单位，兼具军事和民事性质。由此可见，最初四道的设置，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制定的战时机制。宣德三年（1428），明朝撤军，黎利始建国，以是年为“大定”（全国统一）之年，建元顺天。此时，其势力范围已经从一开始马江流域的清化、乂安等南部地区，扩展至红河流域，整个交趾地区尽归黎氏政权所有，基本上囊括了先前陈、胡朝之疆域。统辖范围的扩展，使得原先根据战事划分的“四道”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取得政权之后，黎利首先将国中分为五个区域，仍以“道”称之，是为“五道”。事实上，“五道”之划分仅是在原有“四道”基础上，增添海西道，统辖清化及以南地区，而“五道”建制一直贯穿后黎朝初期。其后黎利“遣官分祭各处山川、庙社、神衹及先朝陵寝”，应该就是依据“五道”的地域划分，而分官派遣的。

在黎利取得政权之后，新兴的后黎朝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原先红河平原西部及北部的山地区域，各种地方部族势力仍然各自为政，拥有较大权力。早在明朝统辖时期，太原府一带的地方部族势力即已受到明廷的重视，黄福在任交趾布政使期间，其曾多次致书太原府、县土官，晓以大义，恩威并施，以达到以夷制夷，稳定地方统治的目的。据统计，黄福于永乐九年（1411）数月间，致书太原土官十七次之多，其抚慰之心，可见一斑。这些地处边境地区的地方部族势力，既是保障边境稳定的关键因子，也是战时重要的缓冲地带。明朝政治势力虽然退出交趾地区，但是明朝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威慑力，依旧威胁着后黎朝的政权稳固，而周边地方部族势力的归附与否，直接影响着后黎朝的统治稳定和疆土盈亏。

黎利在取得政权之后，首要任务就是稳固政权，除却建立起有效的中央管理体系和适时的战后安抚工作，对于周边土官势力的飘忽不定，也采取了有效手段。如顺天三年（1430），太原石林州闭克绍、农得泰争立，边境陷入混乱，黎利为保证边境安定，遂亲征这一地区，并最终得以稳定。就在黎利去世前一年，仍然命亲王思齐征忙礼州，并亲征复礼州和哀牢，最终忙礼、哀牢等俱入黎朝版图。黎太宗即位后，继续着太祖黎利的抚边政策，绍平元年（1434），宣光镇平原獠人入贡；其后，谅山镇管领黄原懿谋反，北道行遣黎文安讨平；之后，南马州又请求内附，在一系列政治及军事措施之下，四境边地各地方部族势力皆归附于黎氏政权，后黎朝政治辐射力较之前朝得到加强，中央统治力度在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深入。

纵观上述石林州、忙礼州、复礼州、南马州等，皆在红河平原西部及北部地区，可谓是后黎朝的四徼之地。较之李、陈朝时期，后黎朝此时对于上述地方部族势力活动区，已经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控制，中央集权影响力已经渗透到这些地区。而根据《舆地志》阮天锡谨案所述行政规制，这些地区事实上已经和内部区域一样，实施了统一的府、州、县建制。行政区域的不断析置和系统化，说明这一地区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统一的建置规划，说明该地区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纳入中央统一管辖体系内，不再是作为管理松散的边缘羁縻之地。如此，至少在黎太宗初期，后黎朝版图已囊括了上述所有地区，也就是《舆地志》中所谓“十五道”区域。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和地理背景之下，《舆地志》应运而生，客观呈现了后黎朝初期的疆域及政治地理格局。

二、内揆文教与外奋武卫

可以说，《舆地志》所反映的正是后黎朝在继承陈、胡朝及明朝经营的疆域下，经过太祖黎利的励精图治和稳固，到太宗初期，已获得较为稳定的政治地理格局。阮廌在《舆地志》中历陈“我朝混一天下，为十五道”后，分道依次陈述了各地山川风物，依据其内容，“十五道”列如下表：

表1 《舆地志》十五道名称、等级及辖属

名称	地位	路府县（州）
上京	帝都	府路一，属县二
海阳	四京镇之一，东藩之首	路府四，属县十八
山西	四京镇之二，西藩之首	路府六，属县二十四
山南	四京镇之三，南藩之首	路府九，属县三十六
京北	四京镇之四，北藩之首	路府四，属县二十一
安邦	东方第二藩	路府二，属县八，州六
兴化	西方第二藩	路府三，县四，州十七
宣光	西方第三藩	路府一，属县一，州五
清化	南方第二藩	路府六，属县二十二，州四
乂安	南方第三藩	路府九，属县二十五，州三
顺化	南方第四藩	路府二，属县八，州四
南界	南方第五藩	路府三，属县九
太原	北方第二藩	路府二，属县九，州二
谅山	北方第三藩	路府一，州七
高平	北方第四藩	路府一，州四

事实上，阮廌本人并未对“十五道”进行等级区分和辖属陈述，上表中的等级和辖属是同时期的阮天纵、阮天锡所作集注和谨案中提及。阮廌在《舆地志》正文部分按照《尚书·禹贡》行文体例，将当时后黎朝疆域分成十五个区域，逐区分述，显然，这十五个区域即前文所谓“十五道”。

《舆地志》的行文以阮廌和黎太宗互动对话的模式展开，“帝曰：古今国都、名号、沿革与其山川、风物，先生宜历陈详记，使朕述所闻、所知”，于是阮廌乃“颺序”作文。照此推断，阮廌《舆地志》一文是应太宗所求而作。其后，阮廌述及：“肆臣承德旨，既言邦师，乃审识土宜，以定贡赋焉。”这里阮廌表明，“十五道”的划分，事实上是为了“定贡赋”，换句话说，阮廌划定“十五道”，所依据的主要是土壤条件及贡赋品种，配以政治地位和地缘因素而形成。这些区域名称缘何而来，尚不清楚，不过巧合的是，黎圣宗时期进行改制，定天下版图为十三承宣道，其名称和地域与十五道基本吻合，这其中相应的承袭关系自不必言说，或可推定，圣宗时期的越南疆域版图格局和地方建制规划，早在太祖、太宗时期即已有雏形。

依据表1，阮廌在《舆地志》中所描绘的“十五道”，具有两条地缘关系脉络：一条是由内而外，地位逐次降低，形成了一个以京师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的层级结构；一条是依据东、西、南、北方位，各区域依次排列。在由内而外的这条在线，上京即京师，居于中心地位，是为一道。以上京为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四周辐散，东、西、南、北各有四道，谓之“四京镇”，分别为：海阳居东，山西居西，山南居南，京北居北。从“四京镇”之名称也可以看出其极具方位性，“四京镇”环绕京师，与京师构成了“揆文教”的核心区域。“四京镇”之外，被称之为“藩”，藩与镇互为关系，诸镇为诸藩之首，各藩在四周依据距离远近，地位逐次降低，是为“第二、第三”等。《舆地志》所呈现的地理空间距离，以距离中心远近为依据，与儒家经典《禹贡》所谓“（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奋武卫”若合符节。这种百里距离计算里程，与实际地理形势也较为符合。地处河内以北的谅山，自古就是中越边境要塞之地，然而在表1地域顺序中，谅山却位列倒数第二，属于“北方之第三藩也”，此种地位与其实际地缘地位和战略地位确实不相符。然而，按照《舆地志》的地缘思想，谅山地处中越边境，被视为拱卫“中心”的最外一层“藩篱”，如果从核心与边缘角度来看，谅山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离中心京师并不遥远，按照今天里程，从中越边境友谊关至河内近400里，但是谅山地处边境，因此亦是政治上的“边疆”，而从“外二百里奋武卫”的距离角度来看，谅山作为第三藩，奋武于边陲，亦在情理之中。

根据上述分析，《舆地志》中所描绘的“十五道”具有强烈的地缘和层级结构关系，依附于京师四周的四道，被视为“京镇”，环绕京师四周，地位处于诸“藩路”之首。如果以京师为中心点，那么四京镇在地理空间上构成了第一层“圈层”，以此类推，每个方向的藩路，依据距离远近，又构成了第二乃至第三、第四层等“圈层”。如此，京师与诸京镇藩路在地理上实则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谓之“圈层结构”。可以看出《舆地志》所确定的“京镇”与“藩路”体系实则源于中国《尚书·禹贡》所体现的政治地理思想，地理空间上是否靠与京师接壤决定了其是作为“京镇”还是“外藩”，而其本身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地理空间距离因素等决定了其作为外藩的层级。都城作为中心，向外辐射，京城四周为统治核心地区也就是所谓“京镇”，京镇之外，是为“藩屏”，京城周围四个京镇，同时作为外部藩屏之首，在地缘结构上，层层相维；在统辖方式上，彼此相系，在行政统辖上形成了严密的关系链。根据《舆地志》所表述地理形势，可构建出其政治地理的圈层结构图：

图1 《舆地志》十五道圈层结构图

《舆地志》所构建的后黎朝政治地理空间格局，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间暗含的互为制肘机制，由内而外，层层管控，逐级钳制，使得任何一个地区不会沦为独立机构，从而防止地方势力变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四京镇”作为拱卫上京的屏障，亦是作为藩屏的首要区位，如山西作为京镇之一，本身也是西部“外藩”之首，如此层落有致的结构，可见后黎朝初期，统治者有着刻意为之的地理格局布置和安排。揆之常理，“十五道”之区域划分应是太宗一朝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举措，可令人费解的是，阮廌所谓“十五道”在之后的各史籍中均未有提及，甚至离太宗朝并不久远的圣宗时期，由吴士连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也只记载分国中为“四道”和“五道”。除却《舆地志》开篇提及“我朝混一天下为十五道”外，另有一处显示了后黎朝初期“十五道”的存在：

京师有提领，内京镇四道及清化有行遣、参知，外藩镇九道有总管、宣慰。

这里明确提出了京师、内京镇和外藩镇官员职位之区别，并明确提出，内部有四道，另有清化一道，外部有九道，加之京师作为一道，是为十五道。京师以提领为首，内京镇及清化以行遣、参知为重，外藩镇以总管、宣慰为倚仗。由内到外，各区域统领官员官职名称不一。太祖黎利时，曾设置五道，并以行遣为重职。陈初沿袭李制，后黎肇兴，行遣一职遂为重，以行遣分管五道军民簿籍词讼事，位列文班之首而亚于宰相，《舆地志》中记载：

李氏曰：京路非无总管、宣慰，而所职者行遣、参知。藩路非无行遣、参知，然四京镇各兼之，如东道行遣兼领海阳、安广；西道行遣兼领山西、宣、兴；南道行遣兼领山南、清化，而开治于云床；副使兼顺、广，而开治于武昌。北道行遣兼领京北、太原，而开治于安勇，副使领高平、谅山，而开治于温州。至于参知亦皆如此，故外举总管、宣慰言之也。

上引李氏，即李子晋。阮廌完成《舆地志》，上呈黎太宗，因内容过于简单，且言语艰涩，太宗“乃命阮天纵作集注，阮天锡作谨案，李子晋作通论以明之”。这里较为清晰的梳理了五道官职与十五道官职之间的区别，依李氏所言，京路任职者乃行遣与参知，“非无总管、宣慰，而所职者行遣、参知”说明京路之行遣、参知所职之务与外藩路宣慰、总管等同，名称相异而。外藩诸路任职者乃总管与宣慰，而行遣和参知同时兼任外藩诸路。行遣之职，据《历朝宪章类志》记载，始于李朝，专以中官为之。然则“行遣”一词实始见于汉代仪制：“太常行遣、奠皆如礼。”宋人书简常用之，如苏轼尝曰：“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是“处置”、“发落”之意。但作为官制不见于中土，当是李朝从宋人那里借用词汇创设，意思大致相当于唐代诸道的“采访处置使”。在黎利最初设定全国为五道时，曾陈述过其基本作用：

分国中为五道，道置卫军，卫置总管，大小相维，上下相系。又置各道行遣，分掌军民簿籍。

换句话说，总管、宣慰等职管理军事，配以行遣管理簿籍。而结合上文所述，外藩镇九道惟总管、宣慰为重，可以看出，所谓外藩镇事实上是以武官任职的偏重于“军事型区域”。黎圣宗时，“以国子监教授阮仁随、县丞丁逋刚、监簿陶仁随、知县黎伯修、明刑司员外郎陶郎种等为海西、东、西、南、北等处监察御史。”显示出五道又是作为朝廷遣使监察的区域划分。从后黎朝初期五道的分工来看，行遣全面负责了各道的军民簿籍等事项，同时还具有监察各道之职，任职之人也多是可谓统领一道之要员，地位和权力相对较大。从相关史料记述来看，及至太宗时期，五道的地域划分仍然在使用，绍平四年（1437），“令五道行遣修造户籍”。五道之地域划分，及至圣宗时期，仍在沿用，光顺元年（1640），黎圣宗“旨挥五道诸卫军、各府镇、各军总管、总知等”。

综合以上，后黎朝初期五道，实则兼具了军事和民事两重管理效用。从隶属关系上看，五道包括了“十五道”区域；从组织结构上看，五道和十五道官员之间，既有统属关系，又相对独立，二者实际是一种犬牙相错的复杂关系。

五道作为一种统领其他各区域以及负责监察功能的大区域，分布在京师周围。京师（河内）地区因此处于“天下”之中，是为政治核心区域；从地理形势上看，京师同时也是处在比较理想的几何中心，符合《禹贡》所表达的理想地缘结构，内京镇海阳、山西、山南、京北四道京师接壤，分布在京师四方，构成地理上的中心区域。这种内外有别、层层为级的地理空间构架，事实上也反映着儒家文化中的“天下观”。

三、居天下之中与严内外之防

帝王居天下之中的观念，从先秦时期即已形成，《禹贡》所描绘的理想版图正是以王都为核心的同心圆圈层结构。这种天圆地方的空间概念，在先秦时期并不一定在地理上付诸于实际行动，但是班固曾阐述：“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道教，平往来，使善易以闻，为恶易以闻，明当慎惧，损于善恶。”帝王居天下中，不但可以四通往来，皆利于便，善恶通达，皆易以闻，更可以凭借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在周围竖起层层屏障，以达“奋武卫”之效用。《舆地志》所表现的后黎初期政治空间形态，是以河内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圈层结构，将中国五服制思想贯穿其中，一则是地理实体空间的切实反应，二则也是儒家天下观的适时表达，将后黎朝实际的疆域空间构架附于中国五服制思想，更可以很好的增添其神圣性和正统性。层层相维的圈层结构，既是后黎朝对于“中央皇权”的理想表达，也是中央集权制度在地理空间上的客观反映。

加拿大学者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在阐述越人构建的“中国”理念时认为，中国传统表述里“中国”，在越南统治者看来，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坐标。所谓“中国”即“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它是以中国儒家的古典正统观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成为自身不再具有“夷”性的代表名词。既是“中央”，那么对应地理形势必定是居于中间地位，根据上文所述，后黎朝初期，京师（河内）在地理空间上已处于“天下”之中态势，而河内作为“天下之中”的观念，实则自李朝太祖李公蕴迁都之时已显露端倪，《迁都诏》曰：

况高王故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繁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帝王之上都。

李公蕴迁都大罗城，历来为史家所看重。从华闾城周边形势来看，依山傍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确实是作为权力中心的好地方，但是李公蕴建立政权后，却舍而不用，并且将华闾城拆除，重新修建升龙城（河内）。作为越南自立之后的都城所在，其存在有历史的合理性，然而任何适合的条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糅杂，往往有利条件即变为不利条件，这就需要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从华闾迁都大罗城，或许就是种种因素促成。根据《迁都诏》所述，大罗城，也就是升龙城所在地域是“宅天地区域之中”，大罗城为安南都护府治所在，虽曾遭受南诏国兵燹之灾，然此后高骈又重修大罗城，从相关史料记述来看，大罗城是具备相当规模的，《安南志略》载：“张伯义，唐安南经略使，始筑大罗。”《全书》载：“张舟为交州都护，增筑大罗城，造艨艟三百艘，每船载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棹船向背疾如风。又筑驩、爱二城，以其城前被环王攻毁，故也。”定都大罗城，可以很好经营红河流域上游地区，以及北部谅山地区。此时清化、乂安等地局势已经较为稳定，地方势力要么归附，要么削平。而且此时李朝面对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南方，而是北方的宋王朝。将政治中心北移，或许可以加强北部统治，防止来自于北方中国王朝的潜在危机。而此后李朝主动进攻宋朝，甚至一度占领今南宁一带，似乎也可以看出李朝有意识的向北扩展统治空间。

大罗城位于红河中下游平原的中心地带，地势平坦，农业经济发达，历经汉唐不断开拓，这一时期，红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重心。而李朝依靠佛寺支持起家，虽然从目前材料无法得知当时李公蕴军事力量里面是否有僧侣兵，但是僧侣势力是李公蕴取得政权的重要支持力量无疑。如在李公蕴刚迁都大罗城后，即“诏发府钱二万缗，赁工建寺于天德府凡八所，皆立碑刻功”。足可见其对于佛教的重视，恰如越南封建史家黎文休所言：“李太祖即皇帝位，甫及二年，宗庙未建，社稷未立，先于天德府创立八寺，又重修诸路寺观，而度京师千余人为僧，则土木财力之费，不可胜言也。财非天雨，力非神作，岂非浚民之膏血欤？浚民之膏血，可谓修福欤？创业之主躬行勤俭，犹恐子孙之奢怠，而太祖垂法如此，宜其后世起凌霄之堵坡，立削石之寺柱，佛宫壮丽，倍扵宸居。下皆化之，至有毁形易服，破产逃亲，百姓太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其原岂无所自哉？”文献记载李公蕴始古法州人，也就是北江地区，而主要僧侣势力也是集中在这一带。

从李朝开始，河内作为“天下之中”的地理格局便已经开始形成。天下之中，即国家之中心，这种“中心”既是地理上的，亦是组织结构和观念上的，而这种“中心”的概念实则源自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之中”的观念，并且在越南儒家士人中逐步形成了“中国”之观念，而此“中国”观念并非“中原王朝”之意，而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一种文化正统性，或者说历史正统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国中’观念在越南的形成，与其儒学背景和史学上的正统观念有密切关联。”作为后黎朝初期的博学鸿儒，以阮廌的儒学修为必定理解这种正统性的内涵和意义。越南统治阶级和士人，接受了先进的儒家文化，并将儒家文化中的华夷观运用到其现实的政治构架和政治活动中。越南自五代末自立开始，逐步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统辖，历代统治者需要寻求一种自身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历史中寻求某种支持，而儒家文化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支持。陈朝遭遇元朝的强大军事威胁而保存了“国家”，胡季牦篡权后，不但没有延续越南的自主地位，反而由于军事上的失败，使得越南在自立数百年后，再一次沦为中原明王朝的直接统辖地区，因此后黎朝的建立，一个重要的旗号即是恢复国家的“独立”（实即自立）。

可能正是因为遭遇过“国破”，因此，后黎朝的统治者在心态上有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立”意识。《舆地志》记述了后黎朝建国伊始，即构建了内外严防措施，文中明确言及：“国人勿得效吴、占、牢、暹、真腊诸国语及服装，以乱国俗。”所谓吴即明朝，规定不得使用明朝及占城、哀牢、暹罗、真腊等诸国的语言和服装，事实上是正国统，树国风的措施。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共同的语言是促使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因素，只有大致相近或相同的语言作为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才能将一定范围的民众凝聚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严防语言服饰，是担心外来文化的侵染，会动摇国之根本，失去立国的心理认同基础。同时，后黎朝官方认同的语言和服饰文化，对于巩固国本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后黎朝倡导“独立自主”的体现，所谓“自元人入中国之后，天下变而胡语胡服矣，独不变者惟我邦与金陵之朱氏，金山之赵氏而已。”而后黎朝凭以自豪的也是“服俗依然中华文明”，并且位“朝鲜三级之上”。

后黎朝政权初期，因为政权稳固的需要，对于周边边地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手段，从“诸边州官郎、父道无故不得赴京，有朝会，许次怀远”的举措来看，处在政治势力周边地区的边地，虽然纳入了后黎朝的统治之下，然而与中国治理边疆地区策略一样，既拉拢又严防。除了对边地民族有所限制外，对于外国人亦有规定：

外国诸人不得擅入内镇，悉处之云屯、万宁、芹海、会统、会潮、葱岭、富良、三奇、竹华焉。

可以说，后黎朝初期事实上实行了某种意义上的“封闭”政策，这种严防外国人擅入内镇的做法，可减少内外勾结，同时也可以做到外人之风俗、文物不会侵染到越人本身。上引材料中提及的云屯是越南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海港贸易地，万宁（今越南芒街）是中越之间重要的交流通道，芹海、会统、会潮皆是属于乂安的海口，亦是贸易港口；葱岭属于谅山、三奇属于宣光，竹华属于山西，富良亦是山西。这些地区皆是位于内镇四周，可以看出，后黎朝在内镇周边开设了打通外界的交流窗口，也只有这些地区可以接纳外国人，这种严内外之防的态势，可见一斑。

四、余论

这种区别对待京师周边地区和外围区域的地域政策，实则源自中国上古儒家经典《禹贡》所体现的政治地理结构。在构建地理上的圈层时，自然会有一个所谓的中心，这个中心即京师所在，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点。后黎朝完成统一之后，以河内为中心，四周扩展，形成了以红河平原为核心区，以周边山地为边缘区的地理空间格局，而此时将河内作为政治疆域的几何中心，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必备条件，由河内向四周的扩展，平原地区分别为四京镇，往外，四周是诸藩路。此时的河内不仅是观念上的政治中心，同时也几近于当时越南疆域的几何中心，而正是在这种地理空间架构下，阮廌的《舆地志》所表现出来的“揆文教”与“奋武卫”的空间圈层结构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后黎朝初期的政治空间架构，既符合了传统儒家的疆域观和天下观，亦符合了当时地缘结构和防御需求，是一种理想和现实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效契合。

【注】文章原载于《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3辑。

责编：杨一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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